【时光回甘】青春困惑：入狱以前的学生生活
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新台币发行以后，有了奖学金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卖血，一百c.c.卖二百五十元新台币，就可以过两个月。当时旧台币还可以通用，一元新台币是四万旧台币。不过心软，看到病人是新庄的穷佃农，二百五十c.c.的钱还拿包了一袍袱旧台币，不忍收，退还；只收了一「谢篮」101的鸡蛋，结果寄附宿舍，自己只拿几个。当时血牛还不多，而且医学院学生的销路不错。不过当了「卖血人」，是一种职业，当然有职业伦理、义务。我这o型当时叫做「博爱型」，没有同血型只要交叉试验正常，就可以通用；没有适当的供血人，宿舍近，三更半夜被点到了，你也有义务出差。所以我以后晕倒过一次，就改为一次一百c.c.的供血人，多了吃不消。
二二八事件前时事漫画，反映战后官商勾结、囤积米粮，双重剥削人民的版画。（取自／1946年2月出版的《新新》月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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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我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到上海，九月中旬回到台湾。在上海，无聊就往公园跑。秋已来，落叶渐多。有时看滚滚流水，有时去书店玩，有一家德国人开的，稍会说几句德文，想不到老闆夫妻很高兴，还送一本书。上海那些外滩银行、商行的建筑是当代精华，只是我穿得太有难民味，近邋遢，不好意思去参观二十世纪初的伟构。归程买不到票，十八万（法币）补四等票，给五万买通茶房，占一床位，查房时茶房会通知。当时与张先生同房，大概谈不到十句话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位台北案的张国雄102。
归来赶紧办住临时宿舍的手续，注册完，十月一日、二日，才搬进西馆的大房，住六人：除了我，江金培103、吴再成104以后都当了大医院院长，林凯南105兄是彰化名医，黄致远兄、林雄斌兄不幸早过世。我后来搬到新东馆二楼中间独住（兼办公室，有些书类档案要放），以后吴兄无住处又挤进我的房间。
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入医学院临时学生宿舍。的确我的书最多，约八百本以上。两个书柜及桌子摆不下，用肥皂木箱装一堆书放在床下面，还天天、处处借书看。本来如硬是不改，我还是可以读自己的化学工程，甚至改变读闲书的那种极浪费时间的生活习惯。到医学院无心唸书，一直心内苦恼。读那些杂书、小说打发时间。也常常跷课，整日看小说，只有要写札记才会坐着看书。仔细一想我这辈子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，以后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五○年五月十二日，才稍微认真一点；不过闲书照看。认真地花两天去想一条几何题的补助线，或者大一为书上一题积分，想两天无解才去找施拱星教授，老师在黑板上做了一、二十分钟，才说：「明天下午什么时候下课。」
「下午四点五十分。」
他笑一下说：「那时候给你。」
翌日下课我就在教室门口等他，远远就看到他由图书馆边的路走过来，我就走过去，打个招呼点了头，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：
「要转换三次太难了，医学院大概用不到这么难的。」
「你不要唸医学院，来数学系吧。」
1950年6月8日，学生委员在学生宿舍前合影。第二排右1为颜世鸿。（提供／颜世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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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当时唸数学系的人不多。我才说实话，本来想唸化工的，是被迫上医学院的。以后我不好意思，真的写信给父亲，拿了父亲一封回覆不准的信给他看。之后三妹就唸台大数学系，常替施老师买邮票，他也集邮。
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之后更是不认真。不过三月下旬搬到千岁町106，在当时钱思亮先生家前面，和魏纶如住同一房间。有空他坐着看书，我不好意思躺在一旁，所以那学期平均还有八十四点。
1948年9月，就读于台大医学院时的颜世鸿。（提供／颜世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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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1949年10月，（左起）吴惠铭、黄国慧、颜世鸿摄于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前。（提供／颜世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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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《贫乏物语》一书封面。1950年政治案件判决书中，出现阅读《贫乏物语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书成为罪名之一。（翻摄／曹钦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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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升三年级，心绪太低落，也为了看小说跷课，只有考试前看笔记；两小时的上课笔记，大约三十分钟就可以抄完。但授课中教授的暗示，抄笔记就无法求到。三年级，想说可以到公共卫生领域，逃脱当医师，才认真泡图书分馆，唸公共卫生、卫生工程、遗传学、统计学、肺结核、癞病、热带医学等书刊；但英文太差，还得带辞典。
乱读，也带些如拉斯金（harold joseph laski，1893—1950）107、克鲁巴都金、恩格斯（friedrich engels，1820—1895）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》（der ursprung derfamilie,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: im anschlub an lewis h. morgan's forschungen），偶而也读到《联共党史》，对史达林的残忍无情心已有领教。同情罗森堡女士，也看一看她的着作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翻一次，没有经济学、哲学、逻辑学的基础，很难读懂。孙中山先生的《三民主义》，中学三年级由岩波新书的翻译，看周传海的解释，光复后有不少不同的三民主义的版本也看过，《实业计划》也读。
光复后由日本归来的人会带一些如河上肇的《贫乏物语》之类，我是杂读者，饑不择食，来者不拒，统统收了。
如此心内对北欧式的社会公平、社会正义有点同感。国父的节制私人资本、耕者有其田的说法很对。但社会上总有一些懒虫，愿意拿可勉强过日子的失业津贴，去钓鱼、躺在家看书、听古典音乐。所以人尽其能，和「不劳动者，不得食」的说法都有些道理。如何安排这些矛盾，求得可循的方法，如孙中山先生说的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；我这方面的细胞自知不多，也没有兴趣，说卑鄙也是；但对家的责任看得很重，这点可能稍多于父亲。但中国国民党所说与所做的，离三民主义很远，而且愈走愈远。如以一九四九年实行三七五，或公地放领，只是牺牲台湾的中上阶级的土地资产，对真正的资本家无影响；而且本来是日产的公地放领，可以增加税及实物。108农民的生活改善是有限度，不过老农还惦念陈诚，称「陈诚伯」。
当时蔡孝乾来台发展共党组织，到二二八时党员不满百人，二二八之后逐渐增加；一九五○年二月，洪幼樵被捕当时将近一千人。四名省委先被捕的是高雄陈泽民109，主持武装的张志忠110，是十二月底被捕。一月底蔡孝乾被捕后，先交出邮电案，二月十六日左右在延平北路逃脱（一说是有意让他逃脱的），二月廿一日在《中华日报》刊登〈郑启顺启事〉，意要中级干部与他联络。111
学委书记徐懋德112先生劝李水井113、杨廷椅等说此刻危险，但中级干部又与蔡接头，徐先生认为真是危险，带着妻儿逃回大陆。四月中旬蔡孝乾再度被捕。如无準备一死，能耐过那苦刑是困难的。他陷落，中级干部也有的相信他说的只要受「三个月的感训」，因此短短一个多月，大半的地下组织都一一被破坏了。
注解：
谢篮，一种圆形有盖，还有手提的弧形的把，用竹篾及竹片做成，漆成深红色，通常是装礼品。
编按：张国雄，1921─1950年，台中人，时任私立延平补习学校教员，涉1950年「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郭琇琮等案」，1950年11月28日被枪决于马场町。
编按：江金培，台大医学院医科第五届毕业，泌尿科医师，曾任高雄医学院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副院长。
编按：吴再成，1927年生，彰化人，心脏内科医师，曾任马偕医院院长。
编按：林凯南，彰化人，彰化秀传医院家医科医师。父亲林笃勋（1883─1953），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，治警事件发生后遭到起诉，被判罚金百円。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。
日据时代台北市行政区之一，约略位于今日公卖局、植物园一带。
蓝兄编《春分》，改成拉斯基，两个人时代相同，但社会主义观差得多。
当时李连春当粮食局局长，以进口的肥料换粮，税赋也要收粮，人说一条牛要三领皮。
编按：陈泽民，福建人，1949年10月被捕后自新。
编按：张志忠，1910─1954年，嘉义人，本名张梗，化名老锺，被枪决于1954年3月16日。妻季澐，省工委会另案判决，1950年11月18日被枪决于马场町。
编按：台湾省工委会蔡孝乾等案─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是中共在台最高领导机构。1945年8月中共派蔡孝乾担任台湾省工委会书记。战后，蔡孝乾由中共华东局协助，组织首批来台干部。1946年4月首批干部随张志忠至台北展开活动。同年7月蔡孝乾始来台领导组织，正式成立「台湾省工作委员会」，担任书记，并直接领导「台湾省学生工委会」、「基隆市工委会」、「台湾省山地工委会」、「台湾省邮电职工工委会」、「兰阳地区工委会」、「台北市工委会」、「北峰地区工委会」等组织。省工委会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领导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地区工作；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长，领导台中、南投等地区工作（后交由张伯哲领导）；张志忠任委员兼武装部长，领导海山、桃园、新竹等地区工作（后交由陈福星领导）。1949年10月保密局查获基隆市工委会后，在高雄市逮捕陈泽民，1950年1月底复在台北市逮捕蔡孝乾。由于蔡孝乾供出组织，保密局循供逮捕洪幼樵、张志忠等13名领导人。张志忠及其妻季澐等人判处死刑；杨克村等4人判处15年徒刑；林崑西判刑3年；蔡孝乾、陈泽民、洪幼樵、许敏兰、蔡寄天、陈定中、陈克鸣、马雯鹃等8人，因供出名单，以自新开释。1952年洪幼樵等并召开记者会，宣布脱离组织。
当时称他「外省李」。
编按：李水井，1920─1950年，台南人，涉1950年「台湾省工委会学生工委会李水井等案」，1950年11月29日被枪决于马场町。
●本文摘自启动文化《青岛东路三号：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》看更多试阅
关于《青岛东路三号》
书名：《青岛东路三号：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》
作者：颜世鸿
出版社：启动文化
出版日期：2012年7月5日
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颜世鸿生于「叛匪之家」，1895年，祖父曾参加刘永福的义勇军，在萧壠与日军一战，败后只能心怀怨恨招日军入府城。父亲曾学医，两度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入狱。五舅张锡钧是邮局转电信局的报务员，后以「长江一号」闻名中国，他自己则被监禁于绿岛、小琉球长达13年7个月，并且「背下每天走过我们眼前，或者不知如何而来的管道的消息累计血染马场町刑场的『叛匪』的人数，如诵经般，为他们唱了一次又一次的〈安息吧，死难的同志〉。」
1950年他被捕时，正当韩战爆发，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，中共派兵北韩无力攻台，因此，政府可以集中心力清除岛内异己，三千名知识分子血溅马场町。后来他到了绿岛，因为从小只懂日语、河洛话，这时总算有机会好好学国语，同样在绿岛才学会国语的作家杨逵，就照顾颜世鸿隔壁的苗圃。
「时间对年轻人是『期望』，在老年人却是『期限』了。」他在八十岁时着手写下本书， 总算完成为家族及狱友立传的心愿。让历史的归历史，也让读者知道，当年曾经有这样一个台湾。
随着国片《那些年，一起追的女孩》、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大热，让许多人忆起心中的青涩爱恋。这样的共同记忆，属于你我，也属于一起在岛屿上生活过的人们。然而，那些年，有更多值得被诉说的故事……
「时光回甘」系列选书，在迴转的时光中，重现早期文青与庶民的生活、寻访古早味美食和巷弄气味，直探作家和学生的青涩岁月，走进记忆中的百年地景。在记忆中，看见过去，也看见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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