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这一代：六年级作家（之一）微妙的边缘的时间感-ag8亚洲国际官方游戏

图／可乐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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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级作家：民国60-69年出生（1971-1980），在而立至不惑之间，在野百合与太阳花之间；前浪尚未着岸，后浪滚滚而来。他们如何描述自己？今起海内外二十余位六年级作家接力摹绘属于六年级的世代画卷，请勿错过！（编者）

让我开始觉得自己值得跟他人不同，应该要跟他人不同，甚至当一个怪胎也没关係的，就是我喜欢上了文学……

我是民国61年出生的，若60年出生的算是六年级第一班，那我便是第二班。在这个年纪附近的一两年有点微妙，以十年为一阶段的分法之下，再怎么说还是比较接近五年级的「古老」氛围吧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在文学圈子里，六年级前段班只要成名比较早的都会被当成五年级作家，像是纪大伟（61）、洪凌（60）、张亦绚（62）、张惠菁（60）和徐国能（62）等等，连我以前也搞不清楚，以为他们大我很多岁，为了有礼貌一律猛叫他们哥啊姊啊的，而且也会对他们恭敬地说：「我是读您的作品长大的。」如今想起来都有赚到的感觉。至于我自己，还好因为被认识的时间很晚，居然有长辈以为我是七年级作家，就跟杨富闵（76）一样，我听了常常在心里窃喜。

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便有这种微妙的边缘的时间感，虽然只是一两年之间的气氛转换，有时好像比较靠近前面，有时又像比较靠近后面，但确实有什么事情具体地变得不一样了，例如跟最近热门的课纲微调有点类似的事情。18岁来台北念大学之前，我一直是在高雄市的一个旧部落区域长大，那里有镇日排放汙染彩烟的化工厂、台湾最大的违章建筑群，紧邻建给低阶公务人员优先抽籤购买的崭新公寓，整区混住着本省人、外省人、原住民、客家人等等。基本上是个大家可以和乐相处，但同时仍然是人口占多数的本省人，私下会轻蔑地把原住民叫作「番仔」，把外省人称为「老芋仔」和「外省婆」，同时不屑跟客家人来往的年代。念国小、国中的我，对这些歧视与偏见几乎没有反省思考的能力，只是随着大人们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的人生观非常简单易懂——这世界怎么样都没差，我只要活得跟隔壁栋的那两位李氏兄弟一样就够好了，爸妈就会高兴了。

他们兄弟两个大我几岁（真不可思议，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），长得又斯文又好看，制服总是又挺又白的，两人对邻居都很客气有礼貌，而且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全校前两名，他们是整间学校和那个小小地方的骄傲。每次他们要是有什么新动态，像是得了作文比赛第一名或是出门买东西一类的，我妈等我一放学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跟我说，那个李○○怎么样，李xx又怎样，「你看人家这样，你要学学人家。」虽然老是被这样说，好像我比他们差很多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却一点也不在意，好像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训。我很少有机会能遇到彷彿高高在上的他们（又是在隔壁栋），但若是遇到了，他们兄弟都对我非常亲切，像真的大哥哥一般鼓励我认真念书，其实不管说什么，我一看到他们那漂亮聪明的样子，心里立刻就同意：「对，我也要变成他们那样。」不过如同前面所写的，这一两年有微妙的气氛转换，不只是气氛而已，事实上有具体的事情不一样了，让我无法安稳地照着李氏兄弟的人生步伐前进。比方说就在我这一届（国中国小都是）开始使用全新的教材，课本换了，本来邻居学长要借我的参考书和测验卷也没用了，得全部重买，我没法读李氏兄弟读过的课本（据说减低了难度），开始被用跟他们不同的观念教育，然后就忽然发生一件震惊这个小地方的事情——李氏兄弟的哥哥没考上第一志愿高雄中学。

真是不敢相信啊，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连声音都在发抖，好像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。在我们家简单易懂的人生观里，考上高雄中学是个素朴而高尚的必要信仰，以我舅舅为例，他一辈子以自己是雄中人为荣，他常说一件事来证明当一位雄中学生有多么值得骄傲，就好像是他亲身经历过似的：「二二八事件最激烈时，有位老师对着全体学生说，一、二年级的回家去，三年级的跟我去占领火车站！你现在去看，红楼墙壁上还有弹孔。」我念国中的时候，二二八事件还没人敢大剌剌地公开讲，一度进攻高雄火车站与宪兵部队作战的「雄中自卫队」历史甚至没有人提起过，后来也证实了雄中是少数被国民党军队直接用枪砲攻击的学校。但除了这个当时的我根本搞不清楚是真是假的，激动人心的历史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我们那个曾被视为专门培养流氓打架的国中里，要考出一个雄中生有多么困难，只要能从这里考上，就等于是在那些把孩子送去念私立升学名校，因此趾高气昂的邻居亲友之间扬眉吐气，而李氏兄弟正是最不可能失败的在地梦想，如果连他们都考不上，我到底要如何实践我的人生呢？

隔年，这国中的高中联考成绩仍然惨不忍睹，但所幸李氏兄弟的弟弟考上了雄中。我看着他白皙制服上绣着清楚无比的「雄中」两个蓝色大字，心里总算觉得自己或许也有可能穿上这身衣服。结果没多久，我的模拟考成绩就烂到连我爸妈都有心理準备，儿子得重考一年的地步。李氏兄弟后来各自发展如何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说来也奇怪，他们念了高中之后，我就很少听到大人们再提到他们的名字。我大概可以想像，他们的高中同学都是来自各校的菁英分子，像是私立的道明中学，还有所谓的「三七五」公立名门学校，也就是三民国中、七贤国中、五福国中，我们这种打架学校的顶尖高材生，在这里头一定也成了平凡人。当李氏兄弟的巨大身影，自我们那小小地方褪去，我也有种从被谁附身回复过来的感觉。自那时候起，我的人生不曾再有具体效法的世俗理想典範，不再想跟随谁的步伐一致性地走一段，而让我开始觉得自己值得跟他人不同，应该要跟他人不同，甚至当一个怪胎也没关係的，就是我喜欢上了文学，不用说，一个喜欢写现代诗的十四、五岁的男孩，一定是个怪胎。

当然人生并没有那么顺利，想要变成怪胎就可以变成怪胎。我一千个侥倖考上高雄中学的那一年，正好是最后一届以甲乙丙丁分组，先填志愿再考试的大学联考考完，下一届改以第一二三四类组分组，可跨组考试，先考试再填志愿。六年级前段班和五年级尾末段班一起迎来了一个新的变革，不需要先将人生目标规画得很周详，强迫自己去完成，可以缓一点，等一切尘埃落定了，再花时间慢慢思考要做什么。于是乍看之下好像选择变得更自由更人性化了，但谁都知道并不是这样的，旧有的升学体制仍然宰制着属于「新人类」的我们。我爸跟所有人的爸爸一样，希望我去当医生，就算读国防医学院也好，大概是那几年雄中生以跳考台大医学系或勇夺榜首全国闻名，才给了他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自从我的生物考卷被老师丢在地上叫我自己捡起来后，就不可能实现了。后来，连我自己都动摇了，想去考第二类组，第一志愿是交通大学控制工程学系，这个系是干什么的呢？很抱歉，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，当时只觉得可以控制什么，一定很厉害。这不算是不理性的选择，在那个大学还没扩张浮滥成这样的年代，第二类组的录取率已超过七成，但第一类组的录取率只有三成，对手还是那些天生比我细心敏锐又有耐心背书的高中女生。

我最终没有当医生，没成为控制工程师（就算考上也绝对毕不了业），而让文学将我拉回我应该，并且恐怕是唯一走得通的路上。在整个高中时代，即使我几乎不认识任何文学同好，没参加任何文学团体，没见过任何作家，没听说任何一场文学讲座的消息，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一句鼓励的话，我心里哀伤地觉得四周是个文学荒漠，唯一跟文学有一点点关係的人只有普通的国文老师，但还是一边準备考大学，一边读张曼娟的《海水正蓝》，默默地写着诗、小说和散文。

只是当时的我所能见到的事物非常有限，大约只有从我家那个郊区小地，坐四十分钟公车到高雄火车站，再走路去雄中上课的可见的範围，所以或许只有我的四周是一片荒漠也说不一定，稍微往旁边走上两公尺，可能就会发现清泉与繁花构成的绿洲。如今当然不可能知道实况如何了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很庆幸我最后不是李氏兄弟，无论他们后来的成就如何，也不是任何人，在我能力相当有限的年轻时代，没有为既定的规则屈服（而我习惯这样），没有勉强自己效法的典範，在那微妙的边缘的时间感轻轻晃动之中，没有走得太前，也没有落后太多，侥倖地选择了喜欢做，一辈子都想做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