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女忽必烈 打捞父母那一代「準台北人」的故事……
现实是有缝隙的，虚构可以再生，过往与未来共舞。陈又津倒身进入记忆废墟，捡拾无用垃圾，逆光剪影，恣意拼贴，无常也不过如常。令人期待的新二代溯源书写，已然越过堤防，漫溢肆流。
——顾玉玲
书名：《準台北人》
作者：陈又津
出版社：印刻出版
出版日期：2015年11月20日
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鹹光饼的假期 (摘录) 文／陈又津
每次见他，他都问现在几点了，好像这是一个固定的问候，比吃饭还重要。
「现在几点了？」
「六点。」
「是早上还是晚上？」
「晚上。」
母亲把这个回答的机会给我，让我跟他说两句话也好。
虽然他床头摆着一个从家里带来的时钟，就跟我们以前住院的时候一样。
但他似乎连放在他床头的时钟都无法转头看见了。──那是安养院里面唯一一个属于他的东西。他的西装、领带都不能带来，也都用不上了。假牙放在床头，但每天从喉咙灌食没有戴假牙的必要，不知道哪天开始连他的假牙都消失了。当然他捡的那些家具杂物都不能带来，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一天丢一点，一天丢一点。
父亲和来看他的人关于时间的对话通常到此为止。
这时他会微微转头，看向白色的墙壁。
表示谈话已经结束。
然后我就回家。
但他如果继续说话，老实说我也听不太懂。
话语从那凹陷的嘴，咿咿呜呜，我必须透过母亲的翻译，才能知道他在问些什么。某次他问了一个从未问过的问题，我不懂，母亲也不懂，我们猜了很久，结果是──「读书读得好不好？」
好，当然好，好得不能再好。更具体地说是pr99的好，但父亲可能不懂，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。
后来他终于搞清楚我考上大学，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跟他沟通，他竟然下了一个劳师动众的决定──要去邮局领钱给我，他要亲手签下提款单，当然是我填数字他签名，因为他的手一直抖，没办法把数字填进格子里面。
早知道应该留下那张提款单不去领钱才对。
后来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他大概忘了我已经考上大学，我说很好。
这时候他连瞳孔都变成银色的了。
我看见眼前这个枯瘦的老人，一路从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，从店铺退守到家里，最后撤退进自己的身体。
他从来不说自己吃过什么苦，也没有告诉他的孩子关于他的故事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兄弟，还有他怎么学会做饼。
父亲的缄默使我无法想像他的身世，重建他所参与的战役、硝烟的气息，还有他身为一个人的处境。我能做的仅仅是，像母亲说的「就看看人家怎么写吧」，在更广大的历史之中定位父亲所在的座标。
无论这样的测量有多么浮动不稳定，而且常常是错误的。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他必然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，有着平凡的愿望，希望战争结束、平安回家，还有成家立业。
只是当他想到要成为一个父亲时，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。
第一次的婚姻，被大时代沖散。第二次婚姻，他无法跨越族群或教养的隔阂。第三次婚姻，他终于有了一个孩子。如此一来，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缴了白卷。
「家」对父亲而言，很可能是複数的概念。一个是新的，一个是旧的。一个是现代性的核心家庭，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古老家族。当他离开田地，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间，他所呼吸到的，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后，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。
从此，他不曾再拿起锄头和镰刀，在海上展开全新的生活。
那时他才二十一岁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他必须比那些在旧大陆已掌握权势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现实的位置。父亲毫不留恋，独立于眷村和国宅之外，和建设公司交涉，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，重新开始。
这个穿上西装的赌徒，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子。
也许他还太过年轻，不愿意像其他比较老的人那样承认对现实失望，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跟他们一样。就算他失望了，他也轻描淡写。
他一直都是那个不服输的少年，因为他的青春从二十一岁才开始，自此不曾改变。即使中风多年，他都不曾讲过想死，儘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，他就像他这几十年做的一样，不说。
不说是他唯一的抵抗。
●本文摘自印刻出版《準台北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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